春将暮

-别对时间，别对细节
-反正也对不上

我被父亲抱回来那年四岁，他去武汉探望一位女性朋友，然后在某个幽深的小巷子里发现了我。

当时的形容我都记不太清了——只记得那时我发烧，胃里翻江倒海，然后被一双温暖又纤细的手抱起来，拢在怀里。

男人高个子，武汉夏季炎热，他一身西装马甲皮鞋穿的周正，浑身清清爽爽，声音低沉，仿佛敲在人心里。

他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他停一停，“我带你回家吧。”

大了一些以后，我见到了小叔叔。

小叔叔三十出头，穿着板正服帖的中山装，戴副很大的眼镜，看起来文绉绉的。他身边跟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，神情娇俏，穿了条黑色的西式长裙，发梢烫了卷儿，有点像海报里走出来的人儿。

小叔叔跑过来，很亲昵地捏我的脸：“我听大哥和阿诚哥都叫你小明。”他乐呵呵的，“他们也叫我小明，跟小明叔叔走吧，小叔叔给你糖。”

姑娘轰他：“哎呀快去帮帮阿诚哥好不啦。”然后蹲下来，夸我聪明，夸我相貌好。

小叔叔笑眯眯的，“曼丽曼丽，咱们要个小孩吧，就像小明那样子的好不好？”

曼丽姑娘说：“不好。”然后她别过头。

白而薄的耳尖已是红透了。

爸爸神情严肃地同小叔叔讲话，小叔叔很有俯首帖耳的意思，一双眼睛躲在眼镜底下骨碌碌乱转。

父亲见了，也不说破，只是去厨房煮咖啡。我跟着他去，父亲俯身抱抱我，讲小叔叔当年也是个纨绔子弟，穿很酷的皮衣，戴花俏的领带，骑马，跳舞，变魔术，纨绔子弟的本领他都会。

我认认真真地听，父亲想到什么，很愉悦地讲：“你小叔叔当年也是被你爸爸打到大的，二十好几的人了，按在长凳上打。”

父亲神色很温柔，又俯身抱了抱我，端着咖啡出去了。

1945年十月，我与父亲乘飞机抵达巴黎。

父亲拿钥匙进门。房子是1934年爸爸在巴黎大学附近购置的，他们一起住了许多年，回国以后没租没卖，一直搁着。

爸爸仰着脸坐进沙发里，月光照进来，他像浮在海里。爸爸有点昏昏欲睡的意思，看见父亲抱着我回来，却倏忽来了精神，站起来，声音有些喑哑：“我去给你倒杯牛奶——吃饭了么？”

爸爸的语气自然而然——天知道他一直被父亲伺候着。父亲没有一点不自然，微微点点头，将我轻手轻脚地放到沙发上，披了自己的西装外套，然后坐到我旁边。

父亲看起来很疲惫，爸爸很快给他拿来杯牛奶。父亲喝了，说味道有点淡，停一停，又说很好喝。

他们面对面坐着，讲了些无关痛痒的平常的琐事——他们在我面前从不论国家大事，只讲些家长里短的，琐碎的，烟火气的事。

其实现在想想，他们之间的情感本就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来加持，琐碎的杂事不会冲淡他们的感情——因为那种炽烈又平淡的情感早已超脱了爱情，超脱了理想，他们是彼此的灵与肉，血与骨，是彼此的救赎，亦是彼此的沉沦。

1952年，我离开居住了六七年的巴黎前往波兰学习音乐。他们有意不掌控我的人生，于是我渐渐地独立，读一些艺术类书籍，旁征博引，囫囵吞枣。岁月一点点雕刻着我，渐渐地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一月底，我坐火车去波兰，爸爸和父亲特地辞掉所有事务来送我。

他们这时已有四五十岁了，眼角眉梢已染了点霜气，风姿翩翩，脊梁依然刚强地撑在骨血里，岁月弥长，不见颓势。

父亲抱抱我。他一向是伶牙俐齿，圆滑而游刃有余的，此时却仿佛失语了一般，什么话都不讲。

爸爸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腕，低声嘱咐我些什么。然后父亲叹气，又拥抱了我。

我忽而想起很古早的时候，我被他抱着，走出了那条暗无天日的小巷。他在黑暗里拥抱我，在风雨里拥抱我，从四岁到十六岁，他一直抱着我。

然而爸爸却是不曾抱过我的。

从前是父亲怕他没有经验摔伤我，后来是怕我太沉了，伤到他。

我拎着行李箱，坐在车厢里。

窗外父亲和爸爸并肩站着，两条风衣翩然的影子，远远地落在了后面。

我突然很难过。

我在波兰待了五年，其时参加了数十场大大小小的音乐会和比赛，已有了些许名气。有人向两位至亲称赞我是“中国的肖邦”，爸爸很高兴，特地写信来，我也很高兴。爸爸在信里说：“可惜阿诚在医院里，没法子亲耳听到了。”

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回去。

爸爸这些年已经开始显现出一些老态，岁月雕刻着我，也雕刻着他。

我其时陷入了一场至纯至粹的热恋里，这种事情问爸爸和父亲是没用的，因为他们都没有谈恋爱的经历，他们所有的有关爱情的一切，都是顺理成章。

1966年九月初，我与我的初恋郑小姐分手。我们两个都是对艺术疯魔的人，天马行空，不食人间烟火却又被迫食人间烟火，于是我的第一段恋情痛苦地结束。

这时爸爸拍电报来，问我何时回国。我那时已在伦敦定居，正准备前往苏联参加一场比赛。爸爸在电报里显得有些匆忙而失态，我赶紧拍电报问询，但是石沉大海，再无回音。

我推掉比赛，匆忙回到巴黎。爸爸来接我，他依旧衣着得体，却形容憔悴，身边空落落的。

再到后来，爸爸的衰老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他无数次在电报里说“我想回家 我要回家”，我无法赶到他的身边，只能说中国如今形势不好，我怕他出事。

我知道他其实很了解中国的情形。可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，漂泊久了，就想回家。

我开始我的巡回演出，爸爸总是想方设法偷偷地了解我的情况，而我也总千方百计让他知晓我的近况。

毕竟，他与这个世界的纽带，只剩下我了。

1971年四月，我结婚。爸爸其时已经赋闲在家，有时画画，有时默默地坐着。他年轻时对时间抓得非常紧，父亲说他是个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的人——他的性格里有一部分就是来源于爸爸的。爸爸这时总会很温柔地看着他，微微地，露出一个笑来。

爸爸的温柔和父亲的温柔很不一样，不显山，不露水，情意脉脉。

我避免去想起父亲，这个圆滑又潇洒的男人，他的离去如坠深海，悄无声息。

1980年，爸爸病逝在法国马赛，他在庭院里晒太阳。那天阳光很好，一如许多年前的炎热武汉的夏天的阳光，折进他眼角深深浅浅的沟壑里。

其间我结婚又离婚，相比起父亲和爸爸来说，我是幸运又不幸的。

葬礼过后，我决定收拾行李回国。

爸爸晚年在马赛购置了一小幢独楼，孤身一人生活，洗衣做饭样样得来，我忽而想起我很小的时候，爸爸进厨房帮父亲，父亲把他轰出来。

友人叶女士听说了这件事，她其时正在巴黎，特地跑来帮我。

她跑前跑后地忙，我扣上箱子，轻声说：“谢谢。”

他笑了笑，问我可不可以抽支烟。

我说可以，她点了烟，倚着墙壁很深地吸了一口。她五十八岁，仍然有种烟视媚行的美。在烟雾缭绕里，指着墙壁上挂着的画，闲闲问道：“你父亲画的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说：“要把它也带走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，不用了。

她问我问什么，我没答她。

树林，小溪，溪边有木屋，这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与憧憬，出生在濒死的时代里，如今岁月静好，山河安稳。

何处不家园？

［杂］

明诚1944年的时候辗转去了一趟北平，见到了明台。

那时明台见到他，很轻地叫：“明先生。”明诚仔细看他。明台身上有种很寡淡的气质，微微驮着背，一副金丝眼镜，一身旧西装，一贫如洗。

明诚在心里问自己：他是谁？明诚有点心酸，有点无可奈何。

明诚去握他的手：“崔副主任。”

明台领他进去，院落里有女人和孩子生活过的痕迹。明台依旧是静静的，没有一点嚣张跋扈的明家小少爷的架势——那仿佛是一个与他寡淡清贫生活离得太遥远的人。

明台请他坐下，明明眨着一双大眼睛冲明台笑。明台抱抱他，从口袋里拿糖给明明，说：“阿诚哥的孩子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明诚答。“我捡来的。”

明台问：“他叫什么？”

“明明。”

明台倏地乐了。

“日月为明。”明诚很温柔，“多好。”

END.